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于2019年3月11日（星期一）8时45分在梅地亚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邀请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副部长李萌、战略规划司司长许倞、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司司长贺德方、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司长张晓原就“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为直播文字实录：
王志刚：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我国科技战线迎难而上，奋力开拓，科技事业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历史征程上又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涌现出一批以体细胞克隆猴、散裂中子源为代表的重大原创成果，港珠澳大桥、高铁、5G等一大批重大科技攻关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雾霾防治、肿瘤重大诊疗设备、原创抗阿尔茨海默症新药等一批先进技术应用不断提升民生福祉。同时，改进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破除“四唯”，扩大科技人员自主权，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等一批务实改革举措落地生效。
科技创新在支撑高质量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维护国家重大安全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一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意志和战略需求，应该说科技工作任重道远。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系统谋划科技创新长远布局，强化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加大科技对外开放的合作力度，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充分激发调动广大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我们欢迎各位媒体朋友更加关注中国科技改革发展。我也非常珍惜这次与媒体交流的机会，并愿意就媒体关心的科技创新方面有关问题回答大家的提问。谢谢。
澳门日报记者：请问科技创新如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创建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扮演怎样的角色？
王志刚：确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个战略规划和建设布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澳门科技力量是国家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方面，我们把香港、澳门的科技力量统筹起来，与内地科技力量一起，来建设好大湾区。最近，我和崔世安特首在科技部见了面，双方准备就科创方面的工作，把内地和澳门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机制建立起来。同时就国家所需、澳门所长，大湾区建设的规划所涉及的科技创新方面的内容进行对接，充分发挥澳门在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我们在澳门科技创新发展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科技计划对澳门开放、科研经费过境使用、在澳门建设了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等。这次和崔世安特首见面以后，我们准备就澳门转型发展，在结构调整方面，以及在大湾区建设方面，科技如何发挥作用，内地和澳门科技的优势怎么能够结合起来，发挥1+1大于2的作用，聚焦大湾区建设。同时也在国家整体创新体系建设和创新能力方面，把澳门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用好、合作好。谢谢。
人民日报社记者：按照规划，中国将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现在距离目标实现还有不到两年时间。请问，按照创新型国家标准，目前中国在哪些方面已经提前达标？又有哪些方面需要继续冲刺攻坚？
王志刚：创新型国家是整个中国“三步走”非常重要的内容。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部署，中国“三步走”是2020年进入小康社会，2035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要成为现代化强国。科技创新也有“三步走”战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到2035年左右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作为重要支撑和引领力量，也作为发展的重要动力。
到2020年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也是个重大的任务。什么叫做进入创新型国家？可能要有一个基本的界定。今年科技部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我们对创新型国家进行了一个描述，即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要走在世界前列。具体讲，应该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来看这个事情。从定量来讲，去年我们国家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排名，综合科技创新排在第17位，到2020年原定目标大概在15位左右。另外，我们的科技贡献率要达到60%，去年达到了58.5%。同时，还有一些定量指标，比如说研发投入、论文数、专利数、高新区等方面的指标，去年都有不俗的表现。
另外，还有一些定性指标。进入创新型国家，就看你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是不是把科技创新作为核心要素，发展的动力是不是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劳动主体是不是更多具备科技创新能力和精湛的技能，国家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是不是更多地用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来衡量，是不是有一大批高水平的高校、企业、研究院所，以及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科技合作是不是成为国与国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全民科学素质是不是有个较大的提高。这些是定性指标。谢谢。
科技日报记者：今年“两会”期间，很多代表委员反映，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和原创能力不足，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左右。请问在中央财政加大支持的基础上，科技部将如何继续撬动企业和地方对于基础研究投入的积极性？同时科技部将采取哪些措施，啃下增强原创能力的“硬骨头”？
王志刚：基础研究确实是整个科技创新的总源头，虽然现在大家对所谓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到成果转化、产业化，这样一个线性的模式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总的来讲，一切科学技术的源头还是基础研究，也就是人们对自己、对自然的一种认识、总结，以及用什么方法来认识和探索自然、探索自身。我们对基础研究应该要给予足够重视，否则科技创新就没有源头了。
第二，对中国科技界来讲，基础研究的能力和产出是我们的一个短板。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促使我们必须把基础研究作为一个重点，在整个科技创新的总布局中要着重布局，这是整个科技界的呼声，也是我们整个国家战略在科技方面的重点，是我们必须做好的。我们对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要有统筹，因为基础研究往往不是研究的终点，论文本身也不是这个成果的句号。
第三，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去年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加强基础研究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国务院文件形式第一次就加强基础研究作出全面部署。这说明在新时代，在中国到了高质量发展，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把科技摆在核心位置的阶段，基础研究的地位就显得更加突出。
刚才你提到5%的问题，这个问题科技界也不断在提，我在一些场合也做了回答。这其中有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经常拿中美基础研究投入做对比，美国在15%左右、中国在5%左右。我们要承认，确实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很大，并且产出也是世界第一。就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来说，美国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力量都在投，中国的5%基本上是中央财政投的，地方财政和企业投得很少。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好的势头，在中央财政持续加大投入的同时，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和竞争力的企业，现在都开始把基础研究作为重点了，包括对数学的投入，包括对其他基础学科的投入。他们选了一批人，不是直接对着技术、不是直接对着产品设计，而是从源头上来探索相关领域的方法、原理，以及在理论上有哪些突破，在实践中有哪些创新。
另外，也要看到，各国统计口径还是有些差别，所以仅仅用数字本身还不能反映问题的全部。科研经费统计包含哪些，不包含哪些，各国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中国加强基础研究是坚定不移的，今后会更加加大投入力度。
你刚才提到，怎么样动员企业、动员社会各界重视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参与基础研究，这个问题科技部要思考好、回答好，并且向中央、向相关方面提出我们的建议。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会向前推进。谢谢。
新华社记者：推动国家高科技创新发展，必须要解决高科技水平供给不足的问题。有代表委员认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在落实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请问，科技部在推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哪些考虑？未来如何打造国家强有力的科技创新体系，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
王志刚：确实，推动高科技发展，提高发展能力和水平，这是整个科技界和社会各界要持续做的功课，科技部当然要把这个问题回答好。刚才你讲到科技成果转化，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科技要“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重大战略。在这样“三个面向”推进过程中，科技成果转化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必须做好的一门课。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求，比如说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第一是实体经济，第二是科技创新，第三是人才，第四是金融。所以，科技成果转化在这一块上都有关系。实体经济，怎么样能够把高科技实体经济作为发展重点，更可持续，更有竞争力。当然，科技创新本身是这样的，人才是创新的主体，金融也需要创新。另外，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把环境做好，把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挑战应对好，这都需要科技创新。同时，科技成果转化要素很多，如何摆位？我们考虑把科技成果本身作为一个充分条件，把政策、法律、金融、政府服务、产业界参与、社会各界支持等方面，作为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充分条件，我们的颠覆性产业就出不来。所以，颠覆性产业的充分条件是科技创新、科技成果出现，后面那些是必要条件。
所以，我们在把握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首先得出成果，在成果方面也要分它的成熟度。一种状态是，仅仅是一个想法，或仅仅是实验室里刚开始讨论的想法，它本身是一些假设，而没有印证，或者印证之后还不能转化；还有一种已经到了转化的时候，能不能有转化的合适主体，也就是所谓的技术成熟度，我们把握的时候，作为手上有成果的和承接成果的，都要注意这个事情，一定是可转化的。
另外，是市场机制，一定是市场机制来促进转化。成果的拥有者、成果的承接者，这两个是主体；政府主要是完善政策，搭建平台，做好服务。在这点要跟大家说一下，确实这些年我们更重视了科技成果转化，全国人大专门修订了科技成果转化法，应该说这个成果转化法的含金量很高，在各国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法律，中国这部法律应该是最优惠和最贴近科技人员科技成果转化实际的一部好法。2017年，高校科研机构2700多家，转让各项科技成果35.4万项，增长了近60%，合同额达到了751.76亿元，同比增长27.5%。我们看到，一部好的法律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看到，这部法律确实是贴近中国实际，符合科技成果拥有方和承接方两方的意愿。
下一步，我们还要把科技成果转化这件事当成重点。一是国家技术转移体系、技术转移基地、技术转移主体，以及技术转移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要做好。二是推动符合技术成果转化的国有资产评价、管理的制度建设。因为它更多的是无形资产，不是像土地、房地产一样的实物资产。包括最近的科创板，目的也是推进科技型企业的发展，中间有很多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容，也是把无形资产、把能力作为重点，而不是把资金流、把交易额当做重点，这些都是为了促进成果转化。同时，科技金融结合也非常重要。如果科技是充分条件，金融就是必要条件。我们知道，论证一个数学题，充要条件都成立，这个数学题就证明结束了。谢谢大家。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平时采访科研人员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苦恼，科研是探索未知的，可是申请预算的时候，却要把一年甚至几年之后的事安排得明明白白，到了具体用钱的时候，打酱油的钱又不能拿去买醋。所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试点。请问，这次改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会在哪些领域有突破？
王志刚：刚才你提到了科研的不确定性、未知性，以及预算要求的具体化，这个矛盾确实是存在。主要是出发点不同，科技人员按照科研规律，特别是基础研究、前沿探索，路线的不确定性，方法也是多路径性等。但是作为管理者，总希望能够有一个确定的管理方法。这两个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也不光中国存在，其他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存在。但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在科研管理方面，特别是经费管理方面，怎么改进工作。
首先，是信任为前提。我们对广大科技人员给予充分信任。另外，在政策制定上，激励是导向。但是信任为前提，不能没有监督；激励为前提，总还是要有约束。如果只有信任没有监督，只有激励没有约束，我们大家设想一下，是不是又走到另外一面了？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有些要求不太合理，带来了一些让科研人员无所适从的事情。所以，我们改革的重点就是怎么样以激励、信任为出发点改进管理。
第二，包干制本身来讲还是个手段。总理报告中讲，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一些包干制试点，这还是一种手段。我自己也搞过科研，我看到这个包干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一种责任，信任越大，实际上责任越大，授权越多，责任也是越大，压力越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理解的时候，不是有钱就撒开了用，自己要掂量一下，自己能不能被信任？
作为政府来讲，实际上是要把包干制跟“放管服”结合起来。它是一种“放”，但是“放”不等于不管，只是管的方式、管的理念会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一点上，政府也要研究，科技部当然要首当其冲研究这件事情。为什么讲第一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第二是做些试点。试点本身也是要有些范围，有个对象，因为这是新的。这个范围，刚才讲了，可能在一些基础研究定额补助项目等方面先试，已经选了60多家在进行试点。同时，在试点过程中，我们要看被选的试点单位过去是不是确实在科研管理方面很规范、在科研成效方面很显著，科研队伍特别是带头人是不是专注搞科研，并且是有科学精神、科研操守，有良好的口碑，这是前提。我们会和相关部门一起做好这项工作。
另外，这里面自由探索可能多一些，在基础研究方面，自由探索为主，但是也有一些目标导向、任务导向。技术创新方面以任务导向、目标导向为主，也有自由探索的内容，要不然怎么有技术发明呢？所以，这里有很多关系要处理好，这样的试点，我们将按照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做方案，并且征求科技界的意见，最后形成一个试点方案。在试点中把它不断推进、不断完善，最后变成一种新的科研经费和项目的管理方式，通过改革来激发我们的创新主体、科研人员有更大的积极性，有更大的自由度，有更多的获得感。谢谢。
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网闪电新闻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在科技体制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上下工夫，绝不让改革政策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请问，科技部接下来将会有那些硬招实招，简除烦苛，让科研人员不再为编制以及身份，还有日常中的填表报销所累，可以让他们一心一意地攻主业，搞创新？
王志刚：过去的一年，或者再往前追溯，科技体制改革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盘子里面是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年不断地去研究国际科技发展大势，要认真研究中国科技一些特色，我们自己怎么发展，我们走什么道路。第三个要研究，现在所处的阶段，包括全球，包括中国进入新时代，这个阶段有什么特点，来确定我们科技发展的目标、科技发展的任务及重点。当然我们知道，科技是面对生产力，改革对着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服从并且能动于生产力。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也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在科技领域的关系处理好。
我们在科技体制改革这一块，主要是围绕人来开展。我们知道，整个科研活动、创新活动，人是主体，是一群有知识、有技能、有科学精神、有科学方法、养成科学习惯、愿意终生追求科学和创新的这样一批人的活动，这是重点。所以我们围绕人来展开改革，让这批人能够潜心从事科技和创新活动。去年我们推动了“三评”改革。科技人才怎么评？科研机构、企业、研究院所怎么评？科研项目怎么评？科技部持续做了很多年，跟相关部门一起，使得评价更科学。
怎么让科研人员有更好的科研环境，比如说帽子、牌子、报销、填表等等方面有很多困扰。所以科技部和相关部门一起开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七项行动，使得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能够落地。感谢你们媒体，最近在各项简政放权改革成果措施落地方面，我们推进这七项活动的落地获得了94以上的高分，按照85以上算优秀的话，你们给我们打了优秀，感谢你们，这是媒体的评价。也就是说，我们这项工作做到点子上了，大家关注，所以才会有评价。如果大家都不关注，就不可能去评价，可能作为科技部来讲，就没有把问题抓准。学问学问，学着问问题是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说明我们把问题还是找到了。第二，回答这个问题方面，你们给了我们94分，说明我们做得还是基本对路了。当然，整个科研人员的获得感还不仅仅在此，烦恼也不仅仅在此，所以我们会更好地做这方面工作。
另外还有个问题，文件下了，政策发了，一些措施也都明确了，但是知晓度不够高，特别是像现在平面媒体、网络媒体都非常发达的时代，传播好像还显得慢一点，这个慢可能是我们在宣传的方法、宣传的力度还不够，有些人还不知道。实际上一项政策的落地，从科技部到各个大学、到研究院所、到企业应该怎么落实，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链条。同时，如果我是科研人员，我也会找我的所长、校长，你看现在国家都有这个政策了，我们学校准备怎么办？这就是自下而上的。总的来讲，我们想用多种方式，使大家知晓政策，知晓是能够落实的前提。
另外，还有政策的协同。有的政策和政策之间可能有点打架，或者有的改了有的还没改。这件事我们正在和相关部门一起梳理，有些可能要改动一些既定的政策，使它们能够一致起来，这样就不会让我们的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的领导，不会让科研一线的人员无所适从，按照这个是对的，按照那个又不对了。现在有些部门已经开始做了，把政策一致起来。近期，通过跟这些校长、教授们的交谈中间发现是有效果的。同时，我们也会把加强指导和检查督促结合起来，哪些方面可能对政策的理解需要进一步阐述，哪些在执行方面需要加以指导，需要部门担责任的，我们要担起来。但同时，也要推动政策的落实，这样才使得我们科技人员能够真正享受到政策，不唯身份、不唯编制，这些又涉及事业单位改革的事情，因为很多研究院所、高校都是事业单位。但是我们在科技项目、资金的支持和服务方面，已经打破了事业企业之分、身份之分，我们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既有在大学、科研院所的，也有在企业的，项目大家都可以申请。所以这一点上，参与国家科技项目方面，如果还有在身份、编制方面受影响的，大家提出来，我们会认真研究，把问题解决。总的来讲，全社会每个成员只要愿意去参与科研，参与创新，我们都是尽量把渠道疏通好，谢谢。
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中方宣布会高度注重科技发展，给予更多资金支持。王部长，我的问题是这笔资金会投入什么方面和领域？政府又会有什么新的发展方向和决策？
王志刚：谢谢你的问题。确实，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科技投入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能力的重要指标。从创新指数来讲，一个国家的科技投入是重要指标之一，投入产出，符合物理的能量守恒。中国的政府、中国的企业、社会各界，都把科技投入作为预算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这些年在科技投入方面增长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规模居世界第二位，当然跟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美国投入是世界第一，它的产出和投入是正相关的，中国这些年的成就也是和政府投入、社会各界投入，特别是企业投入加大的趋势是一致的。
这笔资金的投入领域，大的方面还是投入到不同的科学技术、高科技产业这些领域，当然还要投入到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能力建设，比如说像实验室、实验平台、工程中心等也会投入。当然，还有一些投入是比较少的，关于政策方面的研究、一些智库的研究，也会投入。
我想，你的问题主要还是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医学这些领域，这些领域都是我们投入重点。中国科学技术门类相对齐全的，目前国际科技合作交流信息互通已经很充分了。像世界经济论坛，施瓦布讲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把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作为重点，有的说把生物技术作为重点，有的说把材料作为重点，还有的说把怎样提高制造能力和水平作为重点。当然，中国科技要对世界科技做贡献，像气候变化、南北极、生态环境等方面，这是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二十一世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内容，也是中国科技的重点。
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对人才的投入。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领域，所有的活动主体都是人，我们怎么能够让中国的科技战略、科技规划与每个人的追求相结合，每个人以科研作为自己的兴趣、作为自己报效国家、贡献人类社会的一个终身追求的职业。在这方面，也需要我们的财政投入和企业各方面的投入。所以，你讲方向也好、重点也好，我觉得大家都看到了，关键是各国怎么做，以及国际社会如何联手来做，这可能是重点。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科技创新与“一带一路”的。我们都知道，“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并不均衡，普遍都面临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而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做出了许多努力。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请问这一行动计划取得了哪些进展？下一步又会有哪些具体举措？谢谢。
王志刚：谢谢你的问题。2017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是创新之路，倡议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具体内容包括，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和技术转移4项行动。这是总书记在高峰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最具体的一个行动内容。我们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安排，大力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使它真正成为科技合作之路、创新之路。
具体有一些数据，第一，在人文交流方面，去年我们组织了500多名“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短期科研，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招收“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学员超过1200人次。我们走进一些大学、科研院所的实验室，经常能碰到一些国外的科学家。科学无国界，科技发展本身的渗透性、扩展性，使得我们必须要加强国际合作。国际合作的载体主要是人，人坐在一起、谈在一起，才能合作在一起，这是国际合作最本质的，也是最直接的体现。
第二，鼓励支持“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产学研机构共建联合实验室。这件事也在大力推进，有些实验室正在筹备过程中。
第三，与菲律宾、印尼等八个国家启动或者探讨建立科技园区合作关系，这一点也很受欢迎。中国的高新区在国外有不少合作，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且很受欢迎。一些发达国家，也都有类似的高新技术园区，包括美国、法国、比利时、南非等等很多国家都有。
第四，与东盟、南亚、阿拉伯国家、中亚、中东欧构建了五个区域技术转移平台，组织南亚青年科学家创新中国行、东盟国家青年科学家创新中国行活动。我们和一些国家还有创新挑战赛等等活动。
从第一届高峰论坛到现在，我们把科技创新和“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结合在一起，真正作为其中一个重点，一个亮点，也作为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下一步，科技部将按照中央要求，配合做好第二届高峰论坛的准备工作。谢谢大家。
中国日报记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您在前不久的部长通道采访中也提到要加强学风、作风建设，倡导科学精神。请问科技部在今后工作中如何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谢谢。
王志刚：谢谢，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任何主体及其活动都必须要有个好的环境，这个环境既是社会构建和营造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主体本身构建的。学风作风问题也好，还是伦理问题也好，都是如此。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应该这样看：
第一，科技本身就是双刃剑，一项新技术、新成果带来的既有好的一面，也有需要关注和避免出现坏的一面。所以，前不久我在接受部长通道采访中说，要趋利避害。人类发展也是如此。比如，在远古时期，雷电引发山火，害处是把山林烧了，破坏了人类生存环境。但是，当有的人把山火带回家，用来加工食物，这样就使人有更多的营养，促使人类比其他动物脑容量更大一些，身体更强壮一些，这就是趋利避害。像核的利用，原子弹对人类肯定是有破坏性的，但是进行核能利用，转变成一种新的能源，就是有利的。今天的科技仍然有这样一种趋利避害的要求。比如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它带来的是在工具方面、在能力方面的进步和延伸，或者新的一种贡献，但同时，生物识别，对你的声音、对你的脸都看得清清楚楚，会不会有隐私问题？基因编辑也是，有利于更多了解我们自身。对于疾病产生的原因以及抑制疾病的方法，实际上我们知道的还是很少，随着技术发展，我们在逐步认识、逐步提高。比如说，2003年出现的SARS，让我们有点手忙脚乱，现在H1N1、H1N9、埃博拉等病毒，一点也不比SARS威胁小，但是我们现在应对从容，这就是技术发展带来的进步。当然，就病毒本身来讲，我们既要研究它，又要防止它扩散，这又变成一个趋利避害的问题。
第二，刚才你提到的科研伦理和学风作风问题，非常重要。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特别是在应用领域发挥科技的扩散性、渗透性，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这就需要我们科研人员有强烈的责任感、科学精神、道德操守和科研伦理，当然还有遵守法律法规等方方面面的要求。一项科研活动该怎么做，一项科技成果应用该怎么做？科技部很关注，已经出台了一些规定，今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出台相关制度规范进行引导、进行约束。要告诉和引导科学家从事科研活动应当遵守什么样的规范，转化成果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定，使我们科技人员更加理性、尊重规律、敬畏法律，对于那些为了个人名利罔顾法律的行为要加以约束。同时，也希望新闻界和媒体朋友在这方面多做宣传。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很重要的一点是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谢谢。
河南报业全媒体大河报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18年民营企业座谈会时强调，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请问王部长，在鼓励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方面，科技部将采取哪些措施？此外，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实施中，民营企业又该如何发力？请王部长给他们支个招。谢谢。
王志刚：谢谢你的提问。民营企业中间有很多高技术企业，中国现在市场主体上亿户，企业数大概三千多万户，这三千多万户中间，高新技术产业大概有18万多户。这18万多户高新技术企业中间，70%是民营企业，我们知道很多民营企业在全国乃至全球，在其所在领域都是非常优秀的。如果我们不把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这件事做好，我们70%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作没做好，就很难说科技部服务高新技术企业工作就做好了，这是我们必须做好的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对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也提出了很多殷切的期望。一个企业的发展有多方面的，有企业的文化，有企业的发展理念，有企业涉足的领域，有企业自身的一些禀赋，以及企业管理方面的体制机制制度方面的安排，另外还有企业领导人自己的素质、自己的风格等等，包括企业的人文环境，都会对企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企业必然是以产品到社会上交换，最后形成自己的收入和利润，然后来循环发展，所以在这一点上，什么样的产品受市场欢迎？当然是科技含量高，有好的设计，有市场需求，并且价廉物美，成本永远是企业的一个重要考量。所以企业搞创新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想把这个企业办成百年老店必须要做的。人类因为对科学对技术的不断追求，才不断进步，企业也是如此。
鼓励民营企业这一块，我们和工商联很多年以前就找了一些民营企业家来共同商量。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从科技部来讲，参与创新不问出身，国有、民营都一样，规则公平，机会公平，我们尽量有个好的环境，好的规则，提供平等的机会，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另外，我们和工商联也发布了一个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包括民营企业参加国家科技项目，并且在民企也建立了一些高水平的研发机构，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等，这是不分国有、民营，只分这个企业有没有在科技创新方面有个很好的战略。所谓战略，就应该是长期坚持，一以贯之，不是技巧，不是战术，打一仗换个样子，是持之以恒，一以贯之的，是指导全面的、系统的，而不是局部的。所以，只要你愿意投身国家的创新驱动，投身科技，并且以科技作为自己企业战略发展的核心安排、制度安排、竞争力要素，吸引人才、管理各方面，围绕这方面来展开，科技部在项目、创新平台建设方面，我们都会一视同仁，给予支持。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一线的青年科学家正面临着一些困扰，比如工作压力大、获取资源项目难、自主决策权力小。请问，科技部将如何从政策层面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支持？谢谢。
王志刚：谢谢你的问题。第一，我们经常讲一句话，青年是国家民族的希望，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科技创新这个领域。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不能持续发展、不断提高，长江后浪推前浪，关键在于有没有一批年轻人愿意投身科技、投身创新，关键在于这批年轻人是不是敢于超越前辈。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想做科技、想做创新，就必须看重年轻人。因为这是持续的事业，而科技本身就是需要一代又一代做工作，需要接续不断。
第二，科技创新往往都是英雄出少年。很多科学大家，你们看他的历史，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和贡献。因为青年时代是人的精力、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吸收能力最强的时候，这在创新能力方面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支持年轻人多出成果、早出成果。
你刚才提到青年科学家压力大，的确也还存在这些现象，年轻人刚进入社会，确实压力很大，包括生活的压力，科技资源申请的压力，还有等等各方面。这个事情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就是从国家层面上，政府、社会怎么样能够为青年科学家、科技人员潜心做科研、早出成果提供一些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从人的成长磨炼来讲，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坎，今天我们的很多大科学家当年也经过这些坎，年轻人从自身来讲要从一种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主动作为、谦虚向学。
从科技部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这些年轻科技人员，为他们创造条件，发现其中那些安安静静的、把科研创新作为自己毕生事业、职业选择的，以及通过科研体现自己一生价值所在、接受社会认可的年轻同志。对于这些人，我们要深入研究，怎么样给予更多更大的支持。我不太赞同年轻人太着急，人才流动很正常，而且必须流动，但是三天两头流动可能就有问题。所以，从国家层面应该积极创造环境，从科研人员层面，特别是一个优秀的科研人员，要受到社会尊重，不但要让人尊重知识，还要让人尊重科研人员的操守。在这些方面应该怎么做，需要大家共同思考。
在国家科技计划方面也对青年人给予了积极倾斜支持。比如，重点研发计划中设立了青年科学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优青、杰青方面也都做了安排，就是为青年人提供专门通道，就好像种子期、初创期企业没有长成要搞个孵化器似的。另外，在科技人才计划方面，也有对青年科技人员进行专门的支持。我在这里也积极呼吁社会，大家能给青年人更多的成长空间，要积极鼓励扶持。作为老一代的科学家、成功的科学家，要有更高的姿态。青年人的成长，既需要单位培养，从某种意义上也需要师父带徒弟。导师和学生的关系，课题组长和科技人员之间的关系，总师和成员的关系，实际上也类似一个师父带徒弟的关系。作为总师，作为导师，作为组长，怎么能够积极帮助年轻人，但是又给年轻人提供成长机会、工作舞台？为什么过去很多年轻人很早就可以担任一些课题组长，担任一些主管设计师、主任设计师，而这种机会现在是不是可能少了一些？在这一点上，还需要科技界的前辈们做更多的工作。不要一喊老板就真是老板了，科技界的“老板”的说法，我总是觉得不好听，师生之间还是教学相长，学学相长的关系，共同保持良好的氛围。
最后，我们年轻的科技人员也要有雄心，要琢磨怎么能参与一些大的项目、参与不分年龄的竞争，这样使得我们不同年龄段的科技人员都互有所长、相互支撑、相互提携、相互尊重，最后形成一个科技界互帮互学的和谐环境，使每个科技人员都有机会在中国科技创新的大潮中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机会、自己成长的道路，以自己的贡献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科技强国建设。这一点上，希望全社会多尊重青年人，多给青年人机会。谢谢大家。
